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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进在前辈的大道上

胡氏的高祖乃宋代大儒胡国安。他是北宋哲宗朝进士,被擢为“太学博士”;钦宗时被敕封“太常少卿”和“起居舍人”两职,但皆被他辞官;高宗时又被敕封为“中书舍人”兼“侍讲”两职,国安依然不愿在官场上混迹,只接受了“侍讲”一职,每日严谨端肃地给皇上讲课。后因课讲得好,受到高宗赏识,又被加封为“给事中”一职。胡国安不仅再度辞官,而且竟然离开宫廷,归去衡湘书院,甘心做了一名无官位、无“职称”、无权无势的“人民教师”,最后,气定神闲地以讲学、著书而终其一生。这种不被官场名利所惑,坚持枯坐冷板凳、一心做学问的举止,是中国传统文人们所倍加推崇的典范。不过历朝历代,宦海茫茫,基本上都是士大夫们口头上唱唱高调而已,没有几人当真的。然而胡国安是真正做到了,五次被敕封而辞官,成了胡家子孙的世袭骄傲,这便有了“勅五堂”。

  胡愈之便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慢慢成长起来的。在整座院落的西北侧,有一间小小的“后咫园”,是他与两个弟弟读书发蒙的地方。他的爷爷胡仁耀曾任清代内阁中书,父亲胡庆皆是民国初年上虞县的教育会长,父子俩都是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,也是带动乡里的耕读传家的士绅。那时,丰惠镇还不叫“丰惠”,也非镇属,而是老上虞县城所在地。“上虞”者,有两种说法:一说是父系氏族公社后期,唐尧禅让有虞氏部落的首领虞舜,但其子朱丹不满而作乱,舜避居故里,百官皆相从,从此便有了“上虞”及“百官”之名。另一说是“虞”通“娱”,此既是舜帝的诞生之地,亦是神仙们聚会娱乐的仙境。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,今人完全不必辛辛苦苦地考证传说之真伪,我们已确凿知道,位于古越文化核心区的上虞,在7000多年前,就有原始先民在此繁衍生息;在春秋战国时代,就有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壮举;在秦始皇时期(公元前222年),就已被设置为上虞县……壮哉上虞,已经有寿2240岁了!

  这些家乡的瑰丽传说,更兼远祖的典范故事,是世代读书的胡氏家族的精神支柱。传到胡愈之幼小的心灵时,在爱国主义精神之上,又加增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时代新萌芽。胡愈之从小便显露出文化上的天赋,从春晖小学到绍兴府中学堂(今绍兴市一中),他都是名列前茅的优秀学生。说来,他还算是鲁迅先生的亲传弟子呢——15岁时,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绍兴府中学堂录取,当时鲁迅正在该学堂任学监兼博物课老师,主要管理学习纪律,每晚都要在自修室巡查。有一天正是在晚自习课时,少年胡愈之淘气,写了一篇戏谑同学的文章,当场被鲁迅发现,不过先生没有批评他,只是威严地瞥了他一眼,把年少气盛的胡愈之弄了个大红脸,老实了一段时间。不过十几郎当岁的年纪,正是男孩子最淘气的阶段,过了一些时候,他的老毛病又犯了,又把老师同学的绰号编成对仗句、联成文章取乐。正当此脑酣耳热之际,他的举动又被从身后走来的鲁迅发现,其“作品”又被先生读了,这回胡愈之心里真是害怕了,脸上一阵红一阵白,等着挨训。不料,鲁迅先生再度深深地看了他一眼,并没有发火,一言不发就离开了。这两眼等于是两鞭子,抽在了顽皮少年胡愈之心上。此时无声胜有声,于无声处听惊雷,最好的教育就是如此,培养自尊胜于训斥罚责,一下子,胡愈之的“明理花”开了,从此进入人生的正式阶段,再也没犯过此类错误,而是把一门心思都放在了发奋读书上。新加坡金沙娱乐

  全才型巨子

  鲁迅先生真是慧眼识人,几年后乃至几十年后,胡愈之逐渐成为全才型人杰,在新闻报道、编辑出版、文学创作、翻译名著等各个领域,都做出了耀眼的业绩,乃至成为中国进步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之一,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主要开创人。

  他似乎就是上天派到中国来做文化事业的干将,一生与新闻出版结下不解之缘。1914年18岁时候,他就在家乡的霏霏雨丝中忙碌开了,办起平生第一份小报《利息表》。虽然按新闻规范严格地说那还只能算是一本小册子,但请不要忘记,那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开端。以后的一生中,胡愈之主编过家乡的报纸《上虞声》,向父老乡亲介绍“五四”新文化新思想;接手上海商务印书馆的《东方杂志》,当时他还只是一名工作之余读英语夜校,并自学日语和世界语,并刚刚开始发表著、译文章的“小青年”。1925年“五卅惨案”发生,热血沸腾的胡愈之等人主持创办了《公理日报》,跟踪报道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过程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政变的次日,悲愤交加的他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,邀集郑振铎等7人签名,在《商报》上发表出来。这可惹恼了国民党反动当局,胡愈之被迫流亡法国,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,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,世界观开始发生重大变化,逐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。1931年初学成回国,胡愈之在途中访问了莫斯科,写下《莫斯科印象记》,介绍“十月革命”后的苏联实况,在中国民众,特别是广大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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